邓政委：“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”

在《大转折》中，邓政委说过一句深刻的话：“民众并非天生就要跟随我们。”

此表述若置于解放战争的时代背景中并无不妥，然而，《大转折》作为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，彼时新中国已成立近半个世纪。在这样的时间点，剧中人物若再讲出这句台词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众人常赞老剧为经典，其根源在于它们忠实于原作、力求真实。

然而，邓政委所说的这句话并非凭空而来，下面，这句话的背景及前因后果。

1947年6月时，内战已进入其第二年。

在过去的一年中，人民解放军共计消灭国民党军的97个作战单位。尽管国民党方面持续征兵以扩充军队，但其总人数依然从430万减少至373万，其中正规军的数量更是缩减到150万。

相较之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已从127万扩充至195万，包含正规部队100万，另有大约6000万农民被动员起来，支援前线战斗。

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在总人数上看似相当，但经过一年的攻防交锋后，战场局势呈现出一种显著特征。具体而言，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陷入僵持，其机动部队数量匮乏。至于中原地区，因兵力空虚，国民党方面寄希望于黄河决堤所形成的泛滥区域，以此作为天然屏障，期望能抵挡住四十万人民解放军的灵活机动。

解放军不仅在陕北和山东与国军处于僵持状态，同时在中原地区保留了一支具备战略机动性的部队，这支部队是刘伯承与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。

在仔细评估了战争的全面情况、双方实力对比以及多种战略计划的实际操作可能后，教员最终作出了决定——

晋鲁豫冀野战部队穿越黄水泛滥区域后，重返大别山地域，着手构建新的根据地。此举使他们接近了国民党的主要控制区，导致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从陕北和山东调兵回防。这一战略行动极大地扭转了战争的整体格局。

他在《关于解放战争次年的战略指导》中阐述：

次年，我军的核心作战目标是展开全面反攻行动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调动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战场，主动把战火延伸到国民党控制区域。我们的策略是在外线积极歼灭敌军，从而有效瓦解国民党意图将战争持续引向解放区、进一步削弱和消耗解放区资源与力量的反动战略计划，确保他们的“持久消耗”策略无法得逞。

在当时的情境下，1947年6月30日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四个纵队，即第1、2、3、6纵队，共计12万兵力，成功穿越了黄河这一天然屏障，随后发起了鲁西南战役，标志着战略反攻的开始。

截至8月27日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近两个月的快速机动战斗，成功抵达大别山区域，并占领了宁陵、沈丘、息县等11座城市，以此为据点站稳脚跟。这一行动使他们初步获得了对中原地区的战略优势，对南京形成了威胁，同时也对武汉构成了钳制。

这便是长距离行军并成功抵达大别山的行动。

对于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行动，邓政委给出了这样的评述：

牵引了蒋介石南线兵力过半，为其他地区战斗的胜利铺平了道路。尽管在全国范围内面临诸多困难，承受了巨大损失，但这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导地位，确保了整体局势的胜利。

经历困难、付出代价，并非无稽之谈。面对挑战、蒙受损失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。生活不会无缘无故地让人陷入困境，每一次的挫折与付出，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。不是凭空捏造，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，而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反映。当我们遭遇不顺时，往往是因为之前的决策或行为导致了相应的后果。因此，理解并接受这一点，对于个人的成长和进步至关重要。经历苦难，付出努力，这些都是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们让我们更加坚韧，更加明白生活的真谛。所以，不要害怕吃苦头，也不要逃避付出代价，因为这些都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

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向南方行进期间，连续行军一月有余，未得休整，部队状态极为疲倦。在此期间，新加入的2.5万名解放战士尚未接受充分训练，存在诸多思想困扰。因此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此次南进行动，可以说是充分挖掘并发挥了部队的全部潜力，是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坚持推进。

最终，非战斗性人员损失数目庞大，士兵们的怨言颇为强烈。

黄河流域一片宽广约20公里的泛滥区域，满是泥泞。步入其中，浅泥可至膝盖，深则可及胸腹。该区域缺乏清晰路径，也罕见人迹。

在如此条件下进行快速行军，其挑战性之大不难想象。

为确保成功到达大别山区域，并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，刘邓提出了“抵达大别山即视为成功”的行动口号。他们决定放弃榴弹炮、野炮及辎重车等重型武器，采取轻便行军策略，战士们仅携带机枪、步枪及充足的弹药轻装上阵。

抵达大别山区后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个纵队仅配备了一个山炮连，而每个旅则仅拥有两门山炮。

晋冀鲁豫野战军缺乏重武器后，转变为了一支轻便部队，其战斗力显著减弱，大规模兵团作战的能力几乎不复存在。

这便是长途奔袭大别山区所面临的艰辛与牺牲。

然而，当晋冀鲁豫野战军历经艰辛、付出重大代价重返大别山区时，他们并未感受到归家的温暖，反而遭遇了当地民众的冷淡反应。

十多年前，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，那些原本支持红军的社会各界人士及分得土地的农民，很快便遭遇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报复，导致众多无辜生命丧生。与此同时，苏区各县之前所推行的“土地分配”与“土地清查”运动，也被国民党以“恢复原状”的名义，完全破坏殆尽。

随后，广西的桂系势力占据了湖北，他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，推行告密和连坐措施，将湖北地区，特别是大别山区域，构筑成桂系牢不可破的势力范围。

这次事件在大别山区民众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，他们从内心深处觉得——

分配土地不会带来负面结果，国民党并非不可战胜。

晋冀鲁豫野战军抵达大别山区后，国民党采取了彻底清空乡村的策略，同时，当地民众也因战乱纷纷逃入山中避难。这一情形导致部队面临诸多困难，战士们时常无粮可食，外出时难以找到引路人。因此，因饥饿、疲惫及迷失方向而牺牲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在大别山区域开辟革命根据地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

在大别山区，若缺乏根据地的建立，就无法稳固立足。无法稳固立足，则难以对大别山区的国军形成有效牵制。这样一来，战略机动兵团的作用便难以发挥，难以圆满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。

为了开拓新局面，最关键的一环在于获取民众的支持。

民众对野战军能否长期驻扎持怀疑态度，因此，野战军需明确宣布将长期驻守，以此增强民众的信心。

民众担忧国民党军队可能卷土重来，因此野战军的任务就是战胜国民党军队，给予民众信心与安慰。

民众担忧暴力事件如打砸抢烧的发生，野战军需严明军纪，确保民众生活安稳无忧。

总的来说，民众需要什么，野战军就应提供什么，这样才能构建军民紧密联系的氛围，让民众与野战军紧密相连。

获得民众的支持，根据地便会随之稳固。

在此情境下，刘邓指挥的野战军各级指挥人员开始陆续实施一系列措施。

首要的是实现自我依赖。

鉴于民众对野战军心存畏惧，我们暂且避免惊扰他们。各级指挥人员与士兵，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，克服所面临的各种难题。

响应刘邓的倡议，一支规模超过十万的野战军迅速行动起来，于一夜之间投入到学习新技能中，包括编织草鞋、采集野菜、识别植物以及烹饪米饭等生存本领。刘邓等高层领导，连同机关工作人员，纷纷深入基层，亲自投身到抬运伤员、搬运弹药等体力工作中。

通过一系列自给自足的活动，虽然野战军的外部条件并未好转，但他们已能够确保基本生存。

接下来重要的是取得战斗的胜利，以此来增强各级指挥官与战士们，以及广大民众的自信心。

邓政委在著作《构建稳固的大别山革命基地》中，提出了六点指导意见。除去宣传口号与总体目标之外，他还详细列出了两项具体措施：

首月期间，我们避免大规模战斗，转而集中进行小规模冲突，旨在夺取城镇并清除地方顽固势力。在此期间，我们逐步熟悉地理环境，适应生活节奏，并学习山地作战技巧，为将来的大规模歼灭战奠定基础。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消灭国民党军队十个旅的力量，以此向群众展示我们斗争的决心和勇气，赢得他们的信任。

告知广大民众，我们作为鄂豫皖地区的子弟兵，在华北地区成功消灭了超过百万的敌人后，现已重返鄂豫皖。我们决心在此扎根，不再离去，誓与鄂豫皖的民众同舟共济，共赴未来。

接着，刘指挥官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各部队，通过连续三次大规模战斗，给予来袭的滇军第58整编师及河南信阳的第85整编师沉重打击，共消灭敌军六千人。此次行动成功解放了霍山、岳西、六安、舒城、太湖、罗田、光山等在内的23座城镇。

得知他们取得战斗胜利后，民众的信心随之增强。

接下来是进行地域划分，分别建立基地。

获得一块解放区域后，刘邓作出部署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1、2、3、6纵队分别向豫东南、鄂皖地区、皖西以及鄂东进发。他们的任务是清除当地的民团，动员群众，并以这些地区为基点，迅速占领周边数十个县，从而建立四个主要的根据地。

四个主要的根据地初步建立并稳固后，将它们整合起来，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大别山根据地。

最终步骤是规范秩序。

客观地讲，当晋冀鲁豫野战军初抵大别山区之际，曾有一段时期，其军队纪律存在不足。

鄂豫皖地区的战士们怀揣着归家的期盼踏入大别山，而华北的战士们则是带着解放大别山的使命前来。另有一部分人，误以为南方环境优越，能提升生活质量，然而抵达后却发现，当地民众已四散逃离，他们因此深感失望。

有人表达不满道：“我们本意是去帮助他们获得自由，但他们似乎并不感激。”

人员离开后，房屋与商铺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，加之士兵们面临食物与饮水匮乏的困境，情绪低落，因此发生了多起未经许可取用物品且未支付相应价值的情况，这种行为类似于掠夺。

历史上那些战斗力强大的军队，均秉持着严明的纪律，并且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支持之中。若持续进行掠夺行为，不仅无法实现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目标，甚至可能难以在民众的广泛反对中立足。

邓政委与刘司令经过商议，制定了一项严明规定，向所有指战员宣布：凡有殴打民众行为者，一律处以枪决；擅自掠夺民间财物者，同样执行枪决；若有强奸妇女之行为，也绝不姑息，即刻枪毙。

为何特别强调这三点？

显然，由于发生了特定的情况，才促使了相关规定的制定，否则不会平白无故地提出这三项要求。

为确保军纪得到严格执行，邓政委亲自指导组建了纪律执行队伍，对任何军纪违规者都将严肃处理，绝不宽容。

赵桂良是野战军警卫团的一名副连长，同时也是一位战斗中的佼佼者。某日，他前往市集采购物品，发现一家店铺空无一人。于是，他自行取了一些花布、粉条、白纸及毛笔等必需品，并将它们挂在枪上，随后返回了连队。

他带上这些物品的目的并非出于个人需求，而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。

棉布被用来为小士兵缝制冬衣。

制作板报需要用到纸张和书写工具，如笔。

为领导提供粉条以丰富饮食。

然而，当此事曝光后，邓政委发表了两点看法：

民众并非天生注定跟随我们，倘若我们的纪律不严明，他们为何不能选择跟随他人？

我们制定过一项规定，针对抢夺民众财物的行为，将处以极刑。既然此类事件已经发生，那么就必须从我们内部开始严格执行。

之后，赵桂良被处以枪决，此事在全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这位领导秉持坚定原则，设立了严谨的军事纪律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的不良风气自然能够得到有效遏制。获取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，也只是迟早之事。

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，除了前述四项举措之外，最为核心的一环当属实施土地制度改革。他们在大别山区的成功稳固，不仅仅依赖于之前提到的四个方面，更为关键的是推进了土地改革措施。这一改革举措，对于野战军在当地立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通过合理分配土地，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，从而为大别山区的稳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947年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正式发表《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宣言》文件，明确提出了“推翻蒋介石政权，实现全国解放”的目标，同时公布了中共的八项核心政策，并对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进行了重申。

当天，中央政府发布了《土地法规要点》，明确规定废除具有封建及半封建性质的剥削性土地制度，推行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耕种制度。

两项政策文件的发布，让中国各地的工人群体、农民阶层、人民解放军成员、小资产所有者、民族资本家以及追求进步的人士，均有望成为实际的获益方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，革命力量成功汇聚了极为广泛的同盟力量。

10月12日，中原局由邓政委同时担任书记，发布了一项指令，题为《积极推动民众参与，建立大别山革命根据地》。该指令强调，各级领导干部需广泛传播党的土地政策核心内容，迅速组织群众行动起来，着手实施分配土地和浮动财产的工作。

为确保土地改革工作顺利进行，中原局与野战军总部作出规划，设立鄂豫与皖西两个党委及军区机构。他们从每个纵队中选拔出三个团，构成军区的主要军事力量。同时，从各纵队调配1至2千名干部及经验丰富的老区战士，担任军区和党委的基础工作人员，携手负责领导土地改革工作。

如此，野战军便能机动灵活地打击国军，而军区与党委则致力于扩展区域、动员民众及清除匪患。两者互相配合，携手加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。

在“挺进大别山”的战略行动之前，教师针对此次行动的可能结果，提出了以下三种预测：

一种情况是，付出了相应的成本，但最终未能立足，于是计划返回。另一种情况是，虽然付出了成本，但仍未稳固地位，只能在周边持续进行抗争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付出了成本后，成功站稳了脚跟。

历经数月的努力，至1947年末，刘邓所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成功在大别山区域稳固了阵地，构建了一个运作顺畅的根据地。在战略预测所提及的三种可能情形中，他们实现了最为理想的一种结果。

取得这样的成就，既得益于刘指挥官的战术部署，也关键在于邓政委的政治信念：

民众并非天生注定会跟随我们的步伐。